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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子毓（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汉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汉书·武帝纪》赞语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绩。细察班固所总结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内容实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按此八字实为近人易白沙所总结（参见王文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再考辨》），非时人之语，因而今人对此总结是否准确亦有争议。一些观点认为，武帝用人不拘一格，并未独尊儒家。细考史料，可以发现，旧有对“独尊儒术”的理解确有不尽准确之处，因而产生了这一争议，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总结还是渊源有自，符合史实的。
武帝即位之初，即曾进行儒术改制，承其事者，为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奈何彼时武帝祖母窦太后主事，其本不好儒术，而“赵绾请无奏事东宫”又彻底得罪了窦太后，乃“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窦婴、田蚡亦被废黜。
一些观点将上述事件视作黄老与儒家的斗争。按汉初无为而治，黄老之学大行其道，此固为学界之共识。然而这只是汉初的政治架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使得汉廷政策与黄老思想接近，黄老遂借这一社会思想潮流风行天下而已，其政治地位不宜高估。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汉廷官方从未正式将黄老抬高到指导思想的地位，除了曹参和窦太后因个人喜好而明确行黄老之道外，其余执政者并未有独尊黄老之行为。故而武帝此次推行儒术之失败，实多为窦太后个人原因，随着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尊儒行动便得以顺利推行，并未遇到政治思想上的阻力。
窦太后去世次年即元光元年，武帝下诏求贤良对策。其中董仲舒有对策建议“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说即导源于董仲舒此议，故而董仲舒此议之意义亦被分外强调。然史书并未记载武帝对此议是否中意，即便武帝因个人喜好而从此议，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王位传承，权力更迭，这一建议又何能得以持续呢？
事实上，如相关学者所指出，武帝执政时期，虽然“推明孔氏”，却并未“抑黜百家”。如汲黯、郑当时、司马谈、刘德等为黄老人物，张欧、韩安国、张汤为法家，主父偃、严安、徐乐等为纵横家，东方朔为杂家，对于这些人物，武帝皆予以重用。除此之外，以“多奇计”闻名，曾为晁错仗义执言的邓公亦曾在建元中被擢为九卿，而“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可见武帝用人确可谓“悉延百端之学”，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既然武帝本人用人不拘一格，为何后人却会公认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其影响后世的关键到底体现在何处呢？事实上，之所以认为武帝朝发生了这一中国思想史的大转折，其关键实不在于董仲舒此议与武帝对高官近臣之拔擢使用，而在于儒学自身发展特点及其导致的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之合流。
近代以来，儒学走下神坛，学者多将其与百家之学等量齐观。然儒学与诸子之间，实有一根本区别：诸子乃私家之学，重在新思想之创造；儒学则以“述而不作”，阐释、践行六经自命，重在旧文化之保存。旧文化虽乏新意，然积前人之力，其内容包罗文学（《诗经》）、历史（《尚书》《春秋》）、政治学（三《礼》）、哲学/宗教学（《易经》）等诸多方面，乃是古代学术之汇总，故其能包容兴趣方向各自不同的知识分子，社会基础远较其他各家深厚广泛。
然六经作为上古学术，本为诸家所共，原非儒家之专有，《韩非子》有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而《墨子》中则有《尚书》之引文：可见六经之学本非儒家之专属——《汉书·艺文志》载刘向刘歆《七略》之目，《六艺略》尚得单列，为诸家之共主，儒家只得列于《诸子略》，此乃其本来面目。然各家以创新自命，自不免强调其与六经之异，而儒家以保存、传播六经自命，日久天长，据六经之学为己有亦是自然之事，此风自汉时已然，而至后世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时儒家已与六经混同难辨。儒家既得附骥而行，则其最终凌驾于各家之上几为必然。相反，其余各家在人数上本较儒家为少，又多以事功为业，较少投身于教育，虽可煊赫于一时，却减少了扩大影响之途径。况乱世人性求新，治世人性求同，随着战乱的止息，中庸思想自不免越来越成为主流。
故虽秦朝任刑法，高帝不好儒，文帝好刑名，窦后尊黄老，然如安作璋、刘德增《汉武帝大传》所指出，秦及汉初以来，儒生一直在博士中占据着主流。既然秦汉以来儒家在政府文化部门本居主流，则儒家之兴本为自然之事。事实上，若依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意见，秦虽焚诗书而坑方士，然其所尊实为以“性恶”、礼法为言的仲弓——荀子一派，李斯、韩非皆出此门下，究其根源实亦为儒家，唯此派以专制为天然而已。察诸始皇东巡刻石体现的“仁”“义”思想，夏先生所言实有其道理所在。
此外，景帝作为武帝的父亲，对其喜好态度影响亦极大。虽然文帝好刑名之言，令“学申商刑名”的晁错为景帝的“太子舍人”，而景帝又有“天资刻薄”之名，杀堂弟吴太子、师父晁错全族、功臣周亚夫乃至逼死亲子临江王，百无禁忌，亦颇有法家之风，然细察其喜恶，所钟情者却为儒家。这一点从其对辕固生的爱护中颇可窥得。《史记·儒林列传》载辕固生与黄生之争论，其言语已颇犯忌，而景帝不以为忤。之后辕固生得罪窦太后被令刺豕，景帝特地“假固利兵”，可谓关怀备至。将此与前述景帝阴刻行为相比，对比实不可不谓强烈。
更为明显的是景帝对卫绾的使用，命其为太子太傅，并在在位末年命卫绾为丞相，视为顾命之臣，“以为敦厚可相少主”。而卫绾在建元元年的上书则云：“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其仇视刑名之学的态度跃然纸上，实开独尊儒术之先声。此外，对两汉儒学影响甚大的董仲舒亦是“孝景时为博士”。
《史记》称“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然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景帝朝大臣王臧、文翁、韩婴、晁错皆为儒家，可见景帝朝对儒者已开始悄然重用。其子刘德早在景帝前二年就被封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更有求民间经书，大兴儒学之举，其背后无疑亦当有景帝的支持（参见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
由此看来，儒术之独尊实有其必然的发展趋势，而非武帝个人心血来潮。
而儒家中庸的特性更使其在政治上有着极强的韧性，这一特点使其一旦登顶，就绝难如黄老思想那样被取代。武帝以儒学代替黄老，由无为走向有为，而其身后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竟同样可以用儒学批评武帝，使政策转向休养生息。在不更改根本性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一百八十度的政策转向，此种强大韧性绝非其余诸家所能实现，而其余诸家则不得不为儒学所并，这正是儒家不因帝王一时喜好而倏兴倏衰，能在其后指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因。
儒家之基础既已如此雄厚，其所欠者，实仅在于一个勃发的机会，改变“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的状况而已。而自惠帝以来，承平日久，以军功取士的流动体系几乎停滞，朝政被功臣及其后代所把持，亟须新的选官途径。两种需求勃然相激，乃成武帝朝选官制度之大改革。《董仲舒传》称“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儒学既已居主流，又受到武帝支持，则孝廉之举与学校之官为儒家垄断自是必然。这些政策建议对儒学独尊这一历史进程的影响远较其元光元年的贤良对策重要。然将此事全部归功于董氏，恐是儒家后学之溢美。
州郡举孝廉之事，亦发生在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事发生在贤良对策之前，与董仲舒上书或无直接关系。
从后世来看，此荐举制的实施是选官制度上的一大改革。然此令在最初并未引起地方重视，故而在元朔元年，武帝复下诏责不举孝廉之罪。有司议其罪云：“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大约在此之后，荐举制才成为汉廷的重要选官制度。如前所述，自秦以来，儒家在文化部门已居主体，而在武帝支持下，文化教育部门则进一步被儒家所垄断，假以时日，士人阶层皆难脱儒家之教育体系，主流荐举对象自亦非儒家莫属。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以郡为单位举荐人才的方式对时人的社会观念亦产生了影响。胡宝国《〈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曾指出，《史记》叙述人物之籍贯尚以县为单位，是为战国遗风；而《汉书》叙述人物籍贯则已以郡为单位，体现了时人新的区域观念的建立，是西汉帝国对郡建设的成果。胡先生对这一变化的观察确实到位，然这种变化实非渐变所致。如文中所叙，董仲舒、司马迁等武帝时人尚皆以县为籍贯，然宣帝时萧望之竟已有“东海萧生”之号。时间相距如此之近，而观念悬殊如此，其间自当有突变因素。个人以为，武帝以郡为单位施行荐举制实为影响此观念之主因，自此以后，各郡士人在选官渠道方面形成互相关联的利益共同体，对郡的认同感自会大幅度提升。
至于学校之官，实见于有“不肯面折廷争”之讥的丞相公孙弘在元朔五年之上书，其中按武帝的意旨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然此上书中更为关键的是为博士弟子打通了选官途径。上书中明确建议，对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上书中还对通经学的地方吏员的升迁进行了制度化建议。此令得到武帝的支持，博士弟子既广而又得出仕，已入仕的吏员亦因利禄而钟情六艺，儒学地位就此奠定。司马迁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实得儒学兴旺之关节。
综上，以博士为代表的官方教育领域既已早以儒家为主，随着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合流，儒家的统治基础就此奠定。武帝作为此制度之奠基者，在“独尊儒术”一事中无疑占据关键地位。
不过，人才教育尚需时日，且博士弟子就任之初这些职位大多是中低级位，则在武帝当时，儒家实尚未完全垄断。而武帝择贤不拘一格，征召、自衒鬻多管齐下，甚至有明确表示不在乎“负俗之累”以求“非常之人”的求贤之令。这样，武帝朝高中级官员尚体现出如前所述“悉延百端之学”的特点，并非全系儒家。
武帝所播之种固不因其治标之策而改变，议者惑于其在世时“悉延百端之学”所生之质疑实难成立。世易时移，日久天长，新生的一代往往已难脱儒学彀中，而后世帝王往往也无武帝式选拔人才之动力，按部就班升迁之官员更是以儒生为主。至西汉后期，朝政终于彻底进入儒生之掌控，所谓“独尊儒术”之势就此乃告确立。恰如班固所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光明日报》（ 2024年03月26日11版）
儒家的心得篇2
记者丨何安安
孔子也有很木讷的一面
在提倡阅读经典的当下，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成为众人追捧的选择。正如古人说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想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读《论语》。而《论语》背后的孔子形象，也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发生演变。
那么，孔子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康震的“漫谈传统文化”就从这位备受关注的儒家先贤讲起。在康震看来，孔子更多的应该被视为一位行动家，因为他并不怎么去书写自己的理论学说，也没有为自己写一本“孔子学说概论”之类的东西。孔子所作的更多其实是对典籍的修订，比如《春秋》《周易》《诗经》（《诗》）的等。
12月26日，语文出版社语文书店主办的“语文大讲堂”系列主题活动现场。图为首期开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以“漫谈传统文化”为题进行分享。讲座由语文出版社总编辑魏运华主持。
成书于战国前期的《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而《论语》的编纂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儒学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康震以《论语》中的《乡党》篇为例，讲述了孔子的另一面。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
康震指出，文化的繁衍和壮大是一件好事，但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远离了经典原本的初心。《论语》一书共有二十篇，《乡党》篇是其中的第十篇，其中可以看到很多原始的东西。孔子的初心是什么呢？
在《乡党》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孔子。“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这句话如何理解呢？讲的是孔子也有很木讷的一面。孔子在本乡，很温和恭敬，言语木讷的样子。但在宗庙朝廷上，却很善于言辞，只是比较谨慎而已。读到这里，人们会有一个疑问：孔子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辩论家、演说家，怎么会不会说话呢？因为他回到了老家，回到了宗庙所在地。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孔子上朝，（国君还没来）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不卑不亢；国君来了，恭敬而稍有不安，但又仪态适中。这说明孔子把规矩摆得很清楚，他觉得应该强调规矩意识，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没有规矩，长大就会随意逾越。
在《乡党》篇中，记载了孔子的容色言动、衣食住行。为什么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呢？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贵族，而因为饮食的健康，本身是“礼”的一部分。康震强调，孔子对于“礼”的要求是一整套的。
康震在这里指出，要理解孔子的思想，必须要考虑到孔子的衣食住行、起居坐卧。如“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这里边说的正是孔子所倡导的中庸之道。
庄子的哲学变成了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康震提到，孔子的一辈子都在强调规则，认为规则要渗透到自己的内心，而只有通过行为表现，转化到外界才能够被别人所看到，才能够遵循和学习。所以，儒家思想的核心是规则。
但孔子是这样的，老庄却并非如此。康震用了三句话来总结孔子、老子和庄子的不同：孔子是教你向“前”走，老子是让你往“回”走，庄子是顾“自”走。老子和庄子并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老子认为，社会越发展，人性的进化越慢，“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把蛇放在旁边孩子并不会害怕，但如果你是成年人，看到蛇，看到老虎，就有了畏惧。”
老子认为人应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又该如何保持最开始的状态呢？康震讲道，人类应该像婴儿一样，时刻保持赤子之心。老子认为，遵循天道的生活，才能长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什么是天长地久？老子相信，自然运行的，才能够长久生存。康震表示，老子有一个基本观点，靠攫取、发展来过日子是不可能长久的，只有停滞甚至倒退过日子，反而能够长久。
在这里，康震指出，老子的学说，实际上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就是说发展的时候要悠着点。”对兵法韬略研究甚深的毛泽东曾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为什么？因为老子是讲求示弱的。示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长久。
庄子则不一样。庄子的哲学是什么呢？康震说，庄子希望人们不要为当下所束缚，要在自我的世界里遨游，所以庄子的哲学最后变成了文学的源头，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老子提“上善若水”，非常隐晦地提醒大家如何去做人。而庄子写什么？写一些和现实无关的东西：“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是在说什么呢？康震进一步解释，这是说人应该做一个自由的人，听从内心的召唤，不要受社会和责任的限制，这就是庄子的思想。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
康震认为，把孔子、老子和庄子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中国人。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很滑头，没有原则，其实不是。中国人也坚持原则，只是中国人的原则有点多，“中国人认为凡事都好商量，这其实是道家的思想。”康震以交通规则为例，“一停二看三通过”，里面就渗透着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思想，还有佛教思想。在这里，儒、道的思想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思想。什么叫传统文化？就是它渗透到民间，渗透到行为当中。
思想的后面是什么？要落实为盛世。在中国有文字历史的详细记载当中，大汉王朝是第一个盛世。什么是盛世呢？康震以大汉盛世为例，在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所作的《上林赋》中写道：“于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飞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蟜枝格，偃蹇杪颠。隃绝梁，腾殊榛，捷垂条，掉希间，牢落陆离，烂漫远迁。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中国汉赋四大家，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被誉为赋圣、辞宗。
盛世有哪些衡量指标？“第一，物质上是否足够丰富？第二，受不受别人欺侮？第三，吃饭的人所吃的饭是不是一样多，是否比较均衡？”康震指出，在汉朝，基本解决了前两点。因此，《上林赋》的诞生，实际上是一个“炫富”的作品，而歌功颂德的基础，是当时国家确实比较强盛，而且还实现了思想的空前统一。这之后有盛唐气象，如李白与他的诗，就是盛唐气象典型的人格与艺术象征。
《康震讲诗仙李白》，康震著，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在讲座的最后，康震做出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理性的思想，有浪漫的文学，也有非常脚踏实地的治国理政手段，“这三者离开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作者丨何安安
校对丨陈荻雁
儒家的心得篇3
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与沉淀，逐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新时代青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儒家优秀思想、增强文化自信，曲阜师范大学儒徳致学实践队于12月18日至12月30日于山东省日照市、潍坊市、聊城市、济宁市等开展实地调研，并下放调查问卷配合调研。今有幸作为实践队伍中的一员，饱览儒家之经典、感悟儒家之思想，从经典中汲取文化力量，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在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及学习实践队员采访记录中，不仅让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同时认识到儒家思想的理论价值。
经过调查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今大学校园对儒家思想宣传推广工作仍较为重视，这一结果着实令我们感到欣悦。但不良社会风气与思想多元化趋势使我们意识到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及传承儒家文化这一严峻的挑战。经过实践锻炼与反思，身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虽系统学习过儒家修身思想，但并未在个人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系统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儒家修身思想之精髓未被充分理解且难以付诸实践，部分大学生仍缺乏知行合一的行为实践、仁者爱人的道德修养以及爱国为民的使命担当。当代大学生仍需提升个人品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儒家修身思想对新时代青年在品德养成塑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相信通过本次实践越来越多的人会继承和弘扬儒家经典文化并不断付诸实践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通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培养，新时代中国青年定能塑造出健全的人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追求。
摘要：本文先是对本学期的课程最初的感受做了总结，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我们人生的关系的认识。接着介绍了我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的方面，并着重写了儒家文化的感受。本文对儒家思想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理解。对于儒家文化，让我们感触最深的就应该是“仁”的思想，这个思想一直被利用着，教给我们每一个人做人的道理，让我们学会怎么样与现代环境相适应，拥有一个融洽的环境，这个思想甚至被应用到治国之中，许多明君由此产生。还有中庸的思想，很多人对此有一个误解，本文也做出了解释。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本文在开头也已经给出，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总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关键词：儒学、孔子、仁、礼、孝、中庸、中西方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生这门课程的开场很有意思，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课程开始，老师便提出了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命运构成的原理及本门课程的意义，这对我们这些毫无准备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难题，令人费解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将我领进了这样的一门课程，这也是我选择留下了继续学习本门课程的原因，好有趣的老师，好有趣的问题，还有，好有趣的课堂啊。
针对刚才那个问题，老师给出了回答，观念、心态、性格、行为、结果、命运，这些名词是环环相扣的，构成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课程一开始，我就懂得了，改变命运必先改变观念，改变观念应从学习古先哲的经典开始，因为继承是创新的前提。是啊，我们必须学习，有了基础，有了地基，我们才能够继续深造，我们才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东西。就像我们平时建造房屋，没有地基，哪里来的房屋横梁，更何谈我们的装修设计，一切的美感都来自于最初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古代的文化，继承古代学者的思想，再来谈论创新，再来谈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的思想与思考。
中国的伦理制度，在维持和谐人际关系上，显然比西方的法治高明得多。在健全社会法治的时代，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不应轻率加以抛弃。
开头先阐述了我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正是在这种文化差异下，才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如被大家所熟悉的儒家文化，也就是外国人所知道的孔孟文化，还有老子的道家文化，还有佛家文化。这么多文化，也就有这么多的内在东西需要我们去研究，去理解，去发掘。今天，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这种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东方文明的象征。自孔子创立儒学以后，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建构了一套具有
完整的理论架构的价值系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作为礼乐文化，它所充溢的“人文”精神，尤其是道德理性，倍受统治者的青睐。自汉武帝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尔后，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成功地将儒家文化编织进社会生活，使之与中国古代宗法性社会结构融为一体，形成了礼乐的大传统与民间信仰的小传统交相辉映的局面。在两千余年间，儒家文化弥漫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渗透到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儒家文化规范制度和化民成俗的政治教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就儒家文化传统而言，它既已融入中国文化传统，其精神价值必然活在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再创造的生命之源。经过创造性转换，传统的儒家文化将构成新文化的要素之一，而与现代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儒家文化可以获得其定位。有了这样一个定位，将会对儒家文化有更平实的客观的理解。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曾经极大地影响并规定了包括朝鲜、韩国、日本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思想内涵及其发展进程，使东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东方文化，一度造就了领先于世界文明的东方古代文明。作为身处21世纪剧变洪流中的现代中国人，要在挑战中去把握机遇，就更应当以处变不惊的冷静、理性和客观，去重新审视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掘蕴藏其中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加以继承和创新，进而去开创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的儒家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兴衰，从一开始的兴起，到发展，到兴盛，又到发展方向的错误，再到恢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路程。不同时期的统治者也应用到了儒家文化，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文化也曾被批判，这就说明了一种文化的两面性，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的不同。儒家文化有它的精华，固然也会有糟粕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要领略其精华，好好把握精华，利用精华，必定会振国兴邦的。我们要对儒家文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儒家思想提倡仁爱精神，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重视群体意识，教导人们热爱群体，特别是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人如果不对社会尽职尽责，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为此提出“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光辉的道德原则，是我们的巨大思想财富。儒家文化有强烈的人文观念与道德理想主义观念
儒家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历史文化，在于人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接受自古以来文化传统的教育与熏陶，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没有人文的化成，就没有文明的人类。儒家一向重视道德和文化教育，认为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崇德尚义成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儒学注重自强不息，这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是它们西方文化所不能的。 儒家思想包括许多方面，例如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礼制，仪法与三纲思想;伦理方面的君臣伦理、家族伦理、个人伦理，修养论，境界论，以及教育学、哲学思想等等。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它的基本体系已经被打破，封建礼制与三纲思想已经被废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它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伦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它的时代性的东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传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公德等等，在今天和将来还具有生命力，这是应该当作祖辈留给我们的传家宝，精心加以继承与弘扬的。儒家的这些思维方式与道德思想都与当时的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具体发挥总是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普遍意义在现实中是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积极的方面，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并不是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或转换的过程，既不能轻率否定，也不能生搬硬套。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面临21世纪变革大潮的今天，批判地继承儒家思想，能够在新世界观、新道德体系的建设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
抵制腐败和一切丑恶现象，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中庸，这是大家都听到的词。但是又有谁能够准确的解释出其中的意思。中，中正、中和;庸，用、常。中庸，就是 把中正与中和当作常道加以运用。从中或中正这层意思说，中庸要求处理任何事情都必须牢牢地把握那个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中正处。 从和或中和这层意思说，中庸要求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调和，使它们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达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状态。中庸不是一味妥协退让、软弱可欺。 中庸也不是僵化保守、固步自封。儒家所有的，不仅仅是只有这一些，还有很多，就像它的六艺，就像它的教育思想。
我认为，儒家文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它的仁爱的思想，它提倡把自己当人，把别人 当人，他注重仁与礼的结合，这是孔子的理想。还记得初中时候我们学过的那篇文章吗，那篇展示大同社会的文章，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只有，多么美好啊。老人皆有所依，少儿皆有所养，多么和谐。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这也是后来陶渊明所梦想的桃花源啊。现在社会上的批判声与指责声越来越多，就像之前在马路上发生的一件又一件令人寒心的事件，这就是仁爱缺失的体现吧。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理解孔夫子的话，好好记住他的思想，时刻谨记着，这种事情应该可以避免了吧，那令人寒心的一幕幕应该可以不发生了吧。儒家文化中的孝悌也是深深令人感动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卧冰求鲤的故事，为了后母吃鱼，孩子在冬天在融化冰水来求得鲤鱼，也许在现代看来这种做法好傻，可是这体现的是一种思想，一种教育我们孝敬父母的思想，我们应该为之感动，而不是嘲笑他的傻。
也许有些人不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孔夫子也是一个极端的人，看不起农民，看不起妇女。其实，这就正好符合我开头说的，任何文化都有他的两面性，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于消极的因素，我们应该远离，而对于积极的方面，我们应该去学习，去追求，将其应用于我们自身，如果能够做到这些的话，我想我们的世界会很美好。
《论语》是我国经典读物，涵蕴了我国的文化经典。俗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用精短的语言告诉我们怎样和朋友交往、怎样孝敬父母、怎样解决事情、怎样……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在说：“孝顺父母，顺从长兄，而喜好触犯上层王权，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王权，而喜欢造反的人，是没有的。
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长兄，这就是“仁”的根本。“义”是在仁的基础上理解的，即：一个人在社会中要做到为人所想，去帮助别人“礼”让我想到孔子的一句名言“克己复礼”!大家要是都谦让一点，不就好了吗?“智”我觉得就是知人之言为智!也就是明白别人的道理，使自己更好的向前发展!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学习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我们只有了解了其中的道理，才会明白自己在社会上的意义!当然对身边人的意见应该是选择好的，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接受!“信”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诚信。从我们的先祖开始就提倡“信”，而当今社会有时却缺失了传统文化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发扬《论语》中的道理。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少年君子”
我们要想真正的建立和谐的社会，没有仁义礼智信不行的!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美好，社会越来越和谐!
“仁”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代表。在本次校本研修过程中，我有幸学习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方老师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讲座中，思想再次受到了洗礼。在学习过程中，我尤其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感受颇深。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人以为就是君是君，臣是臣，君臣父子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身在其位，要谋其政，称奇职。”虽然在这句话中体现了严格的阶级等级印记，但是确是维持社会的持续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我这样的教师来说，所需要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真正达到一个教师的水平。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时刻以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无论是穿戴，举止，行为，还是其他的种种行为。但是如果把“君君臣臣”理解为让臣子必须无条件地顺从君主，把“父父子子”理解为让子女无条件地顺从父母，其实，这完全是歪曲了此句话的本意。还拿“老师”来打个比方吧，当学生犯错误的时候，老师就要拿出师长的姿态，善意的提出自己建议，这时候就体现了二者之间的身份差别，尤其是老师所行使的权利，体现的地位。而在平时，一些正常的学习生活中，则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师生之间的身份差别。
因此，孔子这句话给我的启示是，身处什么样的位置，就要出色的行使自己的职责，充分实现该职位的作用。即“身在其位，必谋其政”尤其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更要合理行使职责，掌握方法。在学习中体现了古人对历史文化的深刻解读，不得不提的第二个就是《三字经》，短小精炼的语句，蕴含了丰富的天文，礼仪，处事等知识。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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