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读后感，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文学体验，启发他人深入思考，写读后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和人物性格，增进我们的人生智慧，以下是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铁皮狗读后感7篇，供大家参考。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务必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齐。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瓦尔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杂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1921—），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这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修改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小说的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都被我扔进了我在下文中即将提到的工作室里的火炉之中。那时我的行为相当古怪，我不愿意用稿本的异文来满足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获取参考资料的欲望。
我信笔写来：“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随着小说首句的出现，障碍清除了，千言万语喷涌而出，记忆与幻想展翅高飞，形式游戏与细节描写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一章又一章的内容浑然天成。当礁石阻碍着叙述之河的流动时，我就一跃而过。关于本地市场的故事涌入我的脑海，罐头蹦蹦跳跳，释放出特有的气味。我构想出一个枝繁叶茂的家族，我与奥斯卡及其亲友们争论不休，我思考着如何描写有轨电车及其行车线路，如何安排同时发生的事件，如何摆脱时间顺序的荒谬束缚，让奥斯卡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来叙述，是否满足他交媾生子的要求，如何赋予他现实的过错与幻想的罪孽。
我试图为奥斯夫这个孤僻的怪人配备一个邪恶的小妹妹，然而我的企图在他的抗议下破产了。这个受到阻碍的小妹妹坚持她的文学生存权，她后来作为图拉·波克里夫卡出现在我的其它作品中。
现在我要回答一个大家经常提起的、颇受欢迎的问题：我不为读者写作，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读者。首先我为自己写作，其次我为安娜写作，再次之我为偶然光临寒舍并且倾听拙作章节的朋友和熟人写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唤来了一群读者，我为这群想象中的读者写作。生者与死者环绕着我的打字机，其中有忽视细节的友人格尔德马赫，戴着厚镜片眼镜的文学导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谙熟文学而相信真善美的我的岳母，风尘仆仆、亡命天涯的拉伯雷，我昔日的德文教师，还有我已逝去的母亲，我用各种文件来对付她的异议与修正，然而她只是有保留地相信我。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还记得我与这群品头论足的读者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如果有人将我们的交谈记录下来并且编成小说《铁皮鼓》的附录，那么成品的篇幅将足足增加两百页。
也许意大利大道一百十一号的火炉吞噬了这篇附录，也许我们的交谈纯属虚构，因为我对写作过程的回忆是十分模糊的，而对我的工作室的回忆则历历在目。那是一间潮湿的、底层的陋室。从我开始写作《铁皮鼓》时起，这间陋室也就成为我从事时断时续的雕塑创作的艺术家工作室。与此同时这间工作室又是楼上我们狭小的两居室住宅的供暖锅炉房。我既是作家，又是司炉。每当我才思枯竭时，我就走出工作室，从临街的棚屋里提两桶焦炭回来，我的工作室散发出地窖菌的味道，并且弥漫着煤气，使人备感亲切。淌着水珠的墙壁使我的想象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房间的湿气也许有助于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幽默感。
因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我每年夏天都在瑞士的提契诺州待上几个星期，并且在户外写作。我坐在爬满葡萄叶的凉亭中的一张石桌旁，眺望着熠熠发光的南国风景，热汗涔涔地描写结了冰的波罗的海。
为什么欧洲作为最有文化教养的民族之一，极富组织性、纪律性、创造性的德意志民族却俯首帖耳地为纳粹服务，几乎呈现出全民纳粹，人人在党的局面，在战争中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虐杀了几百万人？而更为可怕的是有的德国人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自愿，而且还认为这样做是献身于自己遵循的神圣信仰。
一直有这样的思考，但是对于这种＂文化＂，我始终不能释怀。
在这部书——《铁皮鼓》中，我找到了答案。
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与海因里希·伯尔并列为战后联邦德国文坛的盟主，并在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铁皮鼓》1958年未及出版就赢得了当年＂47社＂的文学奖，1959年发表之后，更是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
那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小说的故事情节精华：
我在疗养与护理院（疯人院）里写下我的故事，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1899年，外祖母还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波兰姑娘，她独自在马铃薯地里干活，一名逃犯向她求救，骗过了追捕的警察，我的妈妈阿格内斯就是这名罪犯使我外祖母安娜受孕的结果。阿格内斯年轻时是个丰满的能干的姑娘，并以热烈的感情爱上其表兄杨布朗斯基，由于近亲不能结婚，她嫁给了莱茵兰人马策拉特。杨·布朗斯基和我母亲仍是藕断丝连，暗地里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3岁生日时我得到了妈妈送我的铁皮鼓并与鼓形影不离。也就在此时，我决定连一指宽高度都不再长，保持3岁孩子的状态，但是我相当的聪明，会敲鼓，并有一副超人的嗓音，能震碎所有的玻璃制品，并以此发泄对别人的敌意和愤怒。阿格内斯对丈夫从来就不曾有过爱，深爱着表兄，但对自己的行为又深感内疚。后来患了肥胖症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自暴自弃，最后终因食鱼中毒，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间。我总是孤单单，有时便到三楼去找待我很好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马策拉特请玛丽亚（大娘的女儿之一）管杂货店和照看我。她把我当孩子看待，对我毫无戒心，并无意暴露她的身体隐私在我面前。我虽不愿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但我的本能又驱使我要求过正常人（包括性）的生活。当我同她睡觉时，有偶尔把我搂在怀里，亲吻我的脸，我常在玛丽亚的怀里想入非非。一个夜晚，我竟然不知不觉中与玛丽亚发生了关系，生下了男孩库尔特。就在玛丽亚怀孕两个星期后，我撞见了玛丽亚躺在马策拉特的下面……我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把我所爱的、散发香草味的玛丽亚认作继母……
在这部作品中格拉斯从道德层面对刚刚结束的战争进行反思。正如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毕生作品是本世纪末文学世界里的道德小说。＂
格拉斯没有将重点放在战争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对德国社会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过自己的作品指出，纳粹德国的兴起，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它是与德国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开。
首先，普通德国人的浑浑噩噩是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之一。《铁皮鼓》中除主人公奥斯卡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热情，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外界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肯动脑思考变化的原因。所以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明确的信仰，也就无法自己判断自己的行动，最终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或是融入纳粹狂潮中成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纳粹暴行的看客。
与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处于劣势。这类作家在社会义务的旗帜下敲着打字机，他们毫不关注自我，而是以社会全局为出发点来履行他们的职责。根本没有什么高尚的企图促使我为战后德国文学奉献一件璀璨的珍品。我不想，也不能满足那时文学界提出的“澄清德国历史”的合理要求，因为我的努力无法给人带来慰藉，无法使人释怀。我试图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乡土，并且首先一层一层地铲平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无产者与小市民的泥砾)的垃圾堆。《铁皮鼓》的作者也许成功地发掘了某些新的认识，揭穿了某些人的伪装，用冷笑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魔力，瓦解了人们对它的虚假的敬畏感，并且重新赋予了迄今为止被缚的语言以行动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够澄清历史。
鄙人满足于艺术创造的快乐，欣赏变幻的形式，喜欢在纸上描绘反现实。简言之，艺术尝试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待着克服阻力，吞食庞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着基础代谢。出于对大规模的素材的恐惧，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私生活的诱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创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与安娜·玛佳蕾塔·施瓦茨结为伉俪。婚后的我专心致志，恪守市民的劳动道德与奉献精神，并且下决心要向突然闯进我的陋室的姻亲们证明我的才能。我的姻亲都是循规蹈矩的瑞士公民，他们像清教徒一样质朴，宽容大度，用艺术鉴赏家的眼光注视着活蹦乱跳的我在过于庞大的器械上作体操表演。
这是一种可笑的冒险行为，因为安娜刚挣脱大资产阶级的保护，转而寻求不安定的生活，并且小心翼翼地在战后柏林的艺术家圈子中初试身手。那时她肯定没有作一个所谓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尽管小市出身的飞黄腾达者的兴趣经常与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豪门闺秀追求妇女解放的愿望发生有趣的碰撞，与安娜的结合还是使我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进。虽然创作《铁皮鼓》的文学契机发生在我们相识之前，但是我们的婚姻为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铁皮狗》出自于作家曹文轩笔下，并在20xx年和20xx年被修改过。
这本书是我目前读过的最喜欢的书，而且百读不厌。主要讲了主人公林冰从踏入初中后一直到高中期间，与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乔按、陶卉、夏莲香等同学的悲欢离合。铁皮狗是林冰刚上初中，在操场旁边的草丛中捡到的一只玩具狗。林冰最喜欢这只铁皮狗，每当高兴时，铁皮狗总会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的梦里……
《铁皮狗》我已经读完两遍了，每当我看完总觉意犹未尽。读到最后一段时，鼻子总会不由自主发酸和抽抽，我使劲抑制自己不哭出来。
其中我最想说一说马水清这个人。他是吴庄里最有钱的人家，他家栽着数也数不清的柿子树，他的祖母早年瘫痪，一直在床上默不作声地生活了十几年，全由爷爷来照顾。马水清很爱美，没事就拿着小镜子，要么是拔拔胡子要么是挤挤青春痘（因此一学期他弄碎了接近十个镜子）。但他也是一个大方的人，他的'妈妈在外地打工，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三十元钱作为爷爷的生活费。可是爷爷不需要，就给了马水清。因此，马水清总会带上林冰和谢百三，或者刘汉林上街去吃猪头肉。有一次马水清发了慈悲，带着整个宿舍五个人和其他宿舍的几个人一起上街吃猪头肉，还在街上逛，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俨然一个阔佬的样子。
其实我还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该怎么说，这就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啊。
君特·格拉斯是当今德国资历最深、作品最丰、名声最大的作家。在1999年10月，他凭借长篇小说《铁皮鼓》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铁皮鼓》共分三篇，现在我只读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读的这一部分简单讲讲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奥斯卡这个形象。小奥斯卡一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两只飞蛾挡住了灯光，使他感觉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为时已晚。这也为小说的后文作了铺垫。因为小说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小奥斯卡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他在三岁的时候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将自己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而且不再长个，但他却依然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还获得一种特异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声震碎一切玻璃制品。这样他可以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远离了复杂的成人社会。他开始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面对这个黑暗的社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描写奥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忆的方式。在小说的开篇，就写奥斯卡居住在精神疗养院里。他居住在完全与世隔离的病房里，只通过护理员与外界联系。由此也体现出奥斯卡对当时社会的厌倦和不满。他依旧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在鼓点中回忆他的往事，然后让护理员为他拿来“清白”的纸，写下他的回忆。这里为什么要用“清白”一词呢，我觉得这也是奥斯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讽刺和鄙夷。
在小说的第一篇中，当奥斯卡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铁皮鼓，从而发泄他对畸形社会的不满。他也常常用他可以唱碎玻璃的能力，去“扰乱”社会的秩序。在他眼里，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怪异的，无可救药的。
小说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写的。他也借小说表达自己对一战时期德国的黑暗的不满。
在王小波的书中不知一次提到了这本书，所以是仰慕已久。然而这本书的阅读时间也实在拖的太久了，都感觉有点对不起格拉斯。俗务在身加心多旁骛，无法好好的阅读这部精彩的小说实在是一大遗憾。这天阅毕，就算是对自己对格拉斯对王小波的一个交代了。
本书充满了太多的隐喻，如果深挖，会有不少乐趣的。
逃避成人世界奥斯卡是一种消极反抗的象征。能够随心所欲的到达停留在3岁小孩的效果，我猜想这是大多数成年人的梦想。然而小孩是盼望早早长大的，除了早熟的奥斯卡。然而身体停留在3岁的状态，却不能使心灵也停留在3岁的状态，而成长的心灵使奥斯卡倍受欲望和邪恶的折磨的痛苦——最后有一天他要长大，虽然只是一点。
还好，有神奇的铁皮鼓，这件孩童的玩具无疑是童真的外化。拥有铁皮鼓的奥斯卡或者说奥斯卡拥有的铁皮鼓具有神奇的耶稣般的魔力，这种力量正是童真的力量，他（它）能让成年人舞蹈哭泣——回到远离的童年时代。
还有一件奇迹是奥斯卡孩童时的尖叫——随意雕刻玻璃的工具，这是无力的孩童的唯一武器，它有神奇的力量同时也不具备丝毫真正的威力。在现实的磨练中，这件武器渐渐的失效了。
有一幕场景让我很感动——在“洋葱地窖”中借着洋葱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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