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卓越的演讲稿是演讲者对话语艺术的热爱的体现，演讲稿的深度和感染力，需要通过反复推敲来实现，小编今天就为您带来了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7篇，相信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又到九月，又是瓜车进城的季节。
每当我在运城的大街小巷，看到畅通无阻的瓜车菜车；每当我在各个小区的门口，看到欢迎瓜农来卖瓜的横幅；每当我在城市的街道两边，看到井然有序的瓜果临时销售区……我都会想起，我在8年前写过的一篇评论，想起一位令人感动的读者，想起他送给我的一万斤西瓜。
那篇评论，其实就是个倡议书，是一篇关于号召市民多买西瓜的倡议书。
那是2019年的7月，我们运城日报社的《黄河晨报》刚刚创刊4个月。那一年，运城的7万多亩西瓜大获丰收，但是，瓜农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就不得不面对西瓜卖不了的难题。一车西瓜只能卖几十块钱，最便宜的甚至一斤只卖两分钱。就算这样，瓜农的房子里、院子里、田间地头，还是到处都堆满了卖不出去的西瓜。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悲剧发生了--一位瓜农开着农用三轮车进城卖瓜，被交通执法人员扣住，还要罚款400多块。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气之下，上吊自杀！这个突发事件，直接触发了新生的《黄河晨报》的第一个重大战役性报道--帮瓜农卖瓜。
作为值班编辑，我的任务是在前方记者报道完突发事件本身之后，起草一篇倡议书，将舆论焦点从突发事件向解决卖瓜难引导。
但是，直到领导要求交稿的前一天晚上，我仍旧毫无头绪。西瓜，西瓜……半个晚上，我的脑子里全是圆圆的西瓜在滚来滚去。
忽然，我想到了曾经种过七八年西瓜的父亲，一个靠种西瓜给我娶来嫂子，给我换来从小学到中学学费的瓜农父亲。寂静的夜中，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永啊，啥事？一听到电话中这熟悉的声音，我的心头一颤，一种莫名的感觉冲向头顶。
西瓜，父亲，我，数以万计的瓜农……那一瞬间，我找到了西瓜和我之间的逻辑联系，找到了数万瓜农和我之间的情感共振。那一瞬间，我深刻地领悟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到底应该属于谁、为了谁，我的笔到底应该写什么，怎样写！
他们，从遥远的村中颠簸而来；他们，在陌生的街道上四处躲闪……当第一句从嘴边流出，写作就异常的顺利，顺到正写着这一句，下一句就在脑子中排着队。
就算我们的口才真的能压下去几毛钱的价格，但想想他们烈日下暴晒的汗水，想想他们西瓜卖不出去无奈的泪水，把那毛角钱给他们吧……终于，在写到这一句时，泪水，不争气地从我这个自认为冷静客观的职业新闻人眼中夺眶而出。我放下手中沉甸甸的笔，走到窗前，遥望窗外夜深人静中的城市，仿佛看到了一片片碧绿的西瓜，仿佛看到了曾经年轻的父亲，仿佛看到了和父亲一样的瓜农们……
第二天，这篇题为《市民多买瓜，瓜农早回家》的倡议书，刊发在《黄河晨报》二版头条的醒目位置。
那一天是2019年7月12号，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值夜班的我还没起床，就被手机铃声惊醒--
你是写倡议书的记者吧，我40多岁了，还是第一次被一篇文章感动得哭了，文章写得真好，我给你背两段吧……不等我说话，一位男子便开始在电话中，背诵起倡议书中的句子来。
请原谅我当时的浅薄和幼稚，在那一刻，我真得被感动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读者，能背下我发表的文章，哪怕只是几段话。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读者，在外地给我打长途，激动地聊了20分钟，只是为了表达对一篇文章的感动。
那位男子最后说：我刚才联系了一家瓜农，买了他一万斤西瓜，我让他们明天把西瓜送到报社，送给你，就当是我替瓜农们感谢你吧……
来不及辞谢，他就挂了电话。而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睡意全无。我躺在床上，静静地享受着新闻职业带给我的最美好的感觉。原来，就算作为一名最基层、最普通的新闻记者，就算是做着最基本、最本份的工作，也可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也可以如此幸福！如此骄傲！如此有成就感！
第二天，两辆载满西瓜的农用三轮车，真的就出现在报社门口。一万斤西瓜啊，满满两大车，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报社，收下来都不是最好的决定。征求了当事人意见之后，我带着那两车西瓜，来到河东广场，将西瓜分给了市区的数百名环卫工。
如今，距离那次轰轰烈烈的卖瓜报道已有8年。但是8年来，每到夏天和秋天，市区设立瓜果临时销售区的制度还在继续，小区向瓜车菜车开放的惯例还在继续，农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预先监测还在继续……
每当看到这些，我都会想起那篇1000多字的倡议书，想起那位令人感动的读者，想起他送给我的1万斤西瓜。
一位记者，他的脚下有多少泥土，他的笔下就有多少真情；他的笔下有多少真情，他的报道就有多少力量！
一次报道，感动得读者送来一万斤西瓜；一次报道，帮瓜农卖掉数百万公斤的西瓜；一次报道，让瓜车菜车在城市自由穿行了8年。
这，就是新闻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 这就是媒体上传下达的力量！这更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力量！
这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再一次感受新闻理想的狂热，与追逐理想的感动，谢谢大家！
我叫余，是xx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率的一名记者。
今天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段经历。那是我从事记者行业8年来，最难割舍一段情结，也是我对爱岗敬业这一价值观的全新认识。
那是在2019年的夏天，我们频率进行走转改，我领到的任务是走访留守儿童，要求与被访的留守儿童同吃同住，至少24小时以上。
说实话，这样的采访，以前我做得并不多。有时为了赶稿子，一天要跑多个现场。不过，既然是走基层，那就得踏踏实实，把身子沉下去，把情感带回来。
我去的那户人家，在肥西县高店乡邵庙村。家里有两个孩子，是姐弟俩，姐姐上初一，名叫静静，弟弟叫称称，当时才4岁。
这户人家日子的艰难，超出我的想象。爷爷、父亲因病先后去世，少了顶梁柱的家，也几乎坍了一半。母亲无奈外出打工，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带着两个孩子。
我去的时候，给姐弟俩带了些文具学习用品，还有几样点心，虽说只是一份心意，但已让两个孩子欣喜的眼睛一亮了。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小男孩称称的天真顽皮，和姐姐静静的沉默少语，让我的采访很难进行，只能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念叼，从中拼凑起一些不完整的段落。好在静静很快接受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支言片语中，吐露出她的一些意识和想法。令我吃惊的是，这个13岁的孩子，已对自已的未来有了一个执着的想法，她说，念完初中，可能就不念下去了，会像妈妈一样，外出打工。因为，她要给弟弟挣学费。说到以后可能上不了学，她流下眼泪。
听着这个懂事的姐姐这个人生计划，我先是震惊，继而沉默了。我无法开导她。面对家庭的困境，这个女孩或许很难有其他的选择。
第二天，我就要和这个刚认识的小朋友说再见了。我在她的枕头下留下我的电话，还有200元钱。我真的希望能帮她一把。后来，她真的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余姐姐，等弟弟上学了，我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采访应当说是成功的，稿件《暑假里的留守儿童》也顺利完成了。
可是，从那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害怕再去接触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因为采访免不了要问一些问题，而我最想知道的，也正是这些孩子埋在心底，不愿说出来的。
我一直在问自已，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我的采访，是一次次触及他们的伤处，还是揭示了他们真实的困境，让社会更了解他们，去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敬业，并不只是愿意为工作花费时间和精力。敬业，应当是对岗位的正确理解，发挥岗位应有的作用。我怜惜而心痛的感受，或许没有错，但用这种情绪把自已包裹起来，而放弃了记者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这是失职。
记者，应当用心去听，用心去记，用心去写，用心，去鼓与呼。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又陆陆续续走过很多乡村，去和留守儿童接触、交流。我始终做一名观察者，一名记录者，记下他们的忧愁与欢乐，记下他们的梦想与憧憬，当然，其间也有孤独、无助、冷漠，甚至叛逆。
今年6月9号，贵州毕节发生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的悲剧。痛定思痛，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需要引起全社会更多的关注，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
记者，应当站出来，为留守儿童大声疾呼。
我再一次走进留守儿童的家。这一次走访，我不再仅仅是探寻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更多的，是把话筒递向他们的家长，他们的老师，乡镇的负责人。我想知道，为这些孩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打算做些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快速发展，乡镇经济的崛起，已有越来越多的乡镇工业园、农业示范园、种植养殖场，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同时，全市乡镇实现了留守儿童活动室全覆盖，在这里，留守儿童又有了一个大家园。
在这篇《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调查报告》的连续报道中，我在结尾处这样写道：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不可忽视也不能回避的。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家庭、学校、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该为这些孩子创造条件，共同撑起一把squo;心灵保护伞squo;。
各位评委老师，我和留守儿童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希望能为这些孩子撑起心灵保护伞的人越来越多。说这句话，是我的职责所系。
谢谢大家！
我来自中原地区一个普通的城市——驻马店。
今年做“七一”报道采访中，我遇到了三个人，他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作共产党员。
第一个人是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张银良。老张曾患小儿麻痹症，他拖着一条不太方便的腿满世界跑，不停张罗，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竟然盖起了一栋免费为残疾人服务的综合大楼。为盖这栋楼，他曾经连夜顶着漫天大雾上北京办事，也曾经揣着烧饼蹲守在主管部门办公室门外等候办公人员。
平舆县有个聋哑儿，叫凯文，父母都是聋哑人。帮小凯文最好的办法，是为他装人工耳蜗。“人工耳蜗一套28万元，放在我们农村能盖一座楼了，怎么办！”老张四处奔走寻求帮助，终于为小凯文争取到了特批救助金。小凯文装上人工耳蜗那天，我问他：“能听到了吗？”小凯文点点头，眼里闪着惊喜的光芒。如今，5岁多的凯文已经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唱歌、做游戏。
第二个人是泌阳县畜牧局副局长祁兴磊。老祁平时说话有些口吃，可一说起牛来口若悬河。经过21年攻关，老祁培育出一种“夏南牛”，被审定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
老祁的故事很多，古代有萧何月下追韩信，今天有“老祁中原追种牛”。在羊册镇，他发现一户农家的公牛品相极好，想作为种牛进行繁育，于是天天去看这头牛。突然有一天，他发现牛没了！原来这户农民急用钱，偷偷把牛卖了。老祁一听急了，发疯一样到处寻找打听，走了4天，转了两个县四个乡，终于在西边社旗县境内找到了这头心爱的公牛。后来，这头牛挺争气，杂交繁育了八万多个强壮的后代。
第三个人是从河南省直机关选派到村里当书记的吴树兰。头一次采访她时，她正从牛棚里走出来，鞋沾满泥巴和草屑，比乡下农妇还朴实，无论如何与我想象中的形象对不上号。她是省城副厅级干部，却把自己扎进了乡村泥土之中，忙起工作来几个月不回省城。村里乡亲们都不叫她“书记”，而是叫她“婶子”“姐姐”“闺女”“丫头”，因为他们早已经是一家人了。
如今吴树兰所驻的西王楼村，全村200户贫困户已有190户脱贫。村民李相庭开了一家餐馆，他拿出勾画得密密麻麻的一张纸，告诉我说：“俺能开上这个餐馆多亏了吴书记。她来俺家一趟要走10来里山路，有时鞋都磨烂了。你看，她每来一趟，我就画一个勾儿，去年她来了23趟，今年来了49趟。”
张银良、祁兴磊、吴树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不忘初心，几十年如一日，坚定、坚持、坚韧！
今年8月底，我从太平洋一艘名叫“海洋六号”的科考船出海归来。这艘船上的中国地质人，常年在国际公海进行资源调查，为国家探寻海底矿藏。
起航没几天，大海就变得喜怒无常。七八级风，浪高4米，我感觉头晕目眩。船长蓝明华摇摇晃晃在四处排查隐患，他叮嘱我最好回屋躺着。层层巨浪疯狂地拍打着窗户，凌晨1点多，船要翻了似的发出坍塌般轰鸣，瞬间就把我从床上狠狠地甩了下来。蓝明华冲进驾驶台发出一连串指令：“艄向过左30度!船速降3节……”他跟我说，“海洋六号”摇到30度就可能翻船，一个横浪过来，船摇到了20多度，好险!就这样，“海洋六号”带着深海找矿的国家使命，与一个个台风擦肩而过。
海况一好转，大家就得忙着把上百件高精尖设备送到海底去采样。科考队员王俊珠拿给我一件救生衣穿，他说，甲板湿滑，设备多绳索。如果不小心套住脚或被摇晃的仪器撞到，都会容易落水。果然，就在送设备下水时，他一转身不小心碰伤了腿，但只是咧了咧嘴，就跳上1米多高的取样箱去挂钩了。还有一次，一台操作机器突然失灵，千米长的钢缆紧贴船尾，一旦卡住螺旋桨，整条船的人员和物资都有危险。抢修小组一头扎进40多度的机舱连续5小时排险，电机员说，这已经是今年第20次了，时间最长的一次是连续9小时抢险。就在这种压力下，科考队员们24小时不间断地测深海、采样品、做实验。
“海洋六号”也有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7月中旬，“蛟龙”号来到附近海域准备下潜，希望“海洋六号”协助测量深海数据，首席科学家刘方兰当即安排并全程跟踪测量。他告诉我，当年“蛟龙”号下潜7000米刷新世界纪录让全国振奋，但很少有人知道是“海洋六号”连续两年提供技术支撑。那时，“海洋六号”连续4个晚上穿越地球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最终测出地球最深点应该是10923米。我问他，为什么不用国外最新数据，还要反复去测4遍?他说：“这就是科学，追求精准，我们要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如今“海洋六号”再次协助“蛟龙”下潜，刘方兰把数据传送过去，收到对方的邮件说：“‘海六’为‘蛟龙’保驾护航，默默奉献，深潜英雄没有你们的名字，劳动奖章找不见你们的身影。即便这样，相信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对此，刘方兰说，恰如“海洋六号”常年开展的大洋资源环境科考，其实都是最基础的幕后工作，为的是在国际海底圈定中国自己的矿区，在大洋深处烙下“中国印”。
40多天很快过去了，我每天都认真写随船手记，把他们勇于担当、团结进取、科学务实和无私奉献的故事传播出去，也渴望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人、这份事业。于是我申请了一个岗位 ，请求轮换凌晨1点到7点的大夜班。那一夜，海上疾风骤雨，我和队员们拼命拉住止荡绳，把1.2吨重的设备送到海底，把双手插进冰凉的海底淤泥去采样……我头一次知道，原来戴着厚厚的手套，粗糙的绳索在手里翻滚也会钻心地疼，原来热带太平洋的夜晚也会让人感到刺骨的冷!我体会到，即便困乏到极点，鞋子和衣裤灌满了雨水，依然要顶着湿冷的海风坚守岗位的艰辛。
现在，这艘船已经在深海连续奋战了大半年。在实现海洋强国梦的航程中，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在我心里打下了永恒的烙印，让我的新闻理想在一线扬帆远航!
在行走中记录、在体验中发现，是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栏目一直坚持的方向。六年来，我们攀雪山、过草原、越峡谷、穿行原始森林，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脚步依然坚定。因为这一路上，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这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也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在西藏阿里丁嘎执勤点的采访经历。
西藏阿里是中国西南部最偏远的地区，我们经常走了一天都碰不到一个人。这里也被称作“生命禁区”，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40%，有时候我们需要一边吸氧一边拍摄。
执勤点的海拔将近5000米，没有房子，只有三顶军用帐篷，是战士们吃饭、睡觉、学习的地方。虽然在去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现实体验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8级大风里，我出镜播报要靠喊。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战士站岗的背影。这个背影像一座界碑矗立在那里，让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为之震撼，也让我们脑海里国门卫士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具体。为了不打扰正常执勤，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一张还稚嫩的脸庞，脸颊红红的，不是因为害羞，是因为高原长期的日晒风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高原红”。
晚上睡觉前，帐篷外面有战士打着手电洗脚。大家可能会觉得洗脚那么平常的事情，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当我走到他旁边，借着手电的光，发现洗脚水没有冒热气，伸手去试了一下水温，我才知道他用的是冷水！摸着寒冷刺骨的洗脚水，我真想马上变出一个大锅炉，给他们烧上一大锅的热水，让他们好好泡泡冰冷的脚。看着这些十八九岁的战士，我在想，如果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许他们是体验着大学生活的莘莘学子，或许他们是网络游戏的高手、时尚达人，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在艰苦的边疆保家卫国。他们让我感受到了青年人的奉献、青年人的担当！
第二天一早，我参加了一次很特别的升旗仪式。因为条件有限，他们只能把国歌录到手机里，每次升旗用手机来播放国歌。听着手机里播放的国歌，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雄壮，鲜艳的五星红旗也飘扬得格外耀眼。
战士们说我是第一个到他们那儿的女孩儿，这让我感到意外，也非常自豪。虽然和战士们只有短短两天的相处，但是他们的淳朴和善良，让我觉得他们就像家人一样。告别时，我放下了女孩的矜持，和他们一一拥抱。
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都说是流着泪把这期节目看完的。在祖国广阔的陆路边疆，有很多这样的边防哨所。战士们要面对恶劣的天气、艰苦的环境，要忍受寂寞与孤独。他们的艰辛可能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无怨无悔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没有国，哪有家！我们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应该常怀感恩和珍惜之心，感恩这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战士们，珍惜我们拥有的一切。而作为一名记者，我也将一往直前，继续带着我的真诚，在行走中发现好故事，讲述好故事！
作为网站记者，整天为增加流量到处搜寻名人、富人、达人来吸引网民，是否因习惯了眼球效益而变得庸俗了呢?在网络这个鱼龙混杂的舆论场中，有没有一种清新的声音，让人脱离浮躁，追求崇高呢?网络的正能量在哪里?这些问题，困扰着刚刚采访完郭明义的东北新闻网新闻部副总监李理。
在采访郭明义之前，李理心里在嘀咕，“传统媒体已报道了那么多，在网上写郭明义能有人看吗?会带来流量吗?”李理对网络记者这一职业认知的转变，源于郭明义精神的感动，也是记者自我反思、追求进步的一个缩影。
从鞍钢回来后，“我真正懂得了支撑着他走过30多年的信念，那是来自他对共产党员这个身份的坚守。”李理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他说他一个网站“小”记者，就是要把“大”人物郭明义的感人故事在网上传递，就是要将正能量在网络播撒。
“那我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老郭的精神，告诉给更多的人呢?”李理想到了微博，对，“微博需要老郭，老郭也需要微博”。20xx年3月25日，郭明义实名微博开通了。李理手把手地教他拍照片、发图片，一起商量怎么写好微博，“我要让老郭成为网上真正的红色‘大v’。”
在郭明义的微博上，晒得最多的是社会上时时发生的好人好事，甚至还让这个微博成为拯救生命的绿色通道。李理说，“我这些年的改变都与郭明义有关，而让郭明义精神在所有的网络传播平台上彰显，就是我回报给老郭的成果”。
李理说他的阵地就是在网络上，“让信念和情怀、善良和感动、奉献与执着闪动在微信上、烙印在微电影中、定格在网上展馆里。这是我乃至每一个网络新闻人不变的使命。”
李理和郭明义携手，网络和正能量携手，网络记者始终坚守责任，宣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网络必将处处是明媚的晴朗天。
我20xx年进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要做 “3·15消费维权”节目。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爱做调查节目?为什么喜欢暗访?我说，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因为，我明白我是谁，知道为了谁。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与灵魂，也是新闻传播的基石，而3·15维权节目，正是最要求用事实说话的节目。从20xx年至今，我拍摄播出曝光类节目120余个，从20xx年到20xx年连续8年参加3·15晚会。我和同事们一起寻找事实、揭秘真相。当然，这个揭秘的过程，也是一段危险的旅程。
你砸别人饭碗，别人就要你的命。
我曾接到过这样一个选题——“调查地下人工授精”。地下授精是用没有经过检测甚至不知道来源的精子，通过个人或没有这方面资格的医院进行的授精手术。
赶到河南驻马店，我发现这件事是某些医生为了牟取暴利，雇佣了几个穴头拉生意，非法提供人工授精服务。这些人行事卑劣、极为隐蔽。为了拍到事实真相，我只能亲身与不法分子接头，获取他们的信任，再体验人工受精的全过程。前面的环节，我可以和摄像一起完成，可是最后一个环节，拍摄人工受精的过程，我必须独自完成。
要进行人工授精，得等到母体卵泡成熟，于是我在三天内做了7次b超。驻马店是贫困地区，上蔡县有个艾滋病村,而进行手术的地方是一家偏僻破落的小旅馆。在门口，我真的犹豫了，因为进了旅馆，就没人可以帮我，我必须独自面对接下来所有的未知和危险。
房间内灯光很昏暗。我趁他们没注意，调亮摄像机进行拍摄。在医生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我连续问了几个重要问题，医生被问得有些不耐烦。只见，她拿出了一个止血钳，然后又拿出一瓶没有任何标签的试管，将里面不知道来源的精子抽到了针管里，然后对我狠狠地说了声：“躺下!”我一边假装配合她一边又露骨地问了几个关键问题，而那个医生一边交待着事实，一边拿着装着精子的针管向我走过来。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离开这儿。我胡乱找个借口，没等她回答，拉开门就走。那个医生在后面叫着，立刻惊动了门口和楼下的黑哨。他们看我慌张地跑出来，马上跟了上来，不敢想像被他们堵到会是什么后果。我用最快速度跳上了一辆出租车，围着县城转了三圈才甩掉了跟踪我的人。就这样，我拿到了最真实的影像、最有力的证据。其实，像这样危险的拍摄，我经历了不止一次两次，每一次都让我心有余悸。有时我也会跟老公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哪天我真的出了事，你也别着急，我没有外债，没攒过私房钱，咱家就放着我那张银行卡，密码是你的生日，钱留给孩子!”
坚持，咬着牙“顶住”。
20xx年的“3·15”，为了拍摄锦湖轮胎偷工减料的事实，我的同事从市场上买来假工作服，在半夜时分混进工厂内部;20xx年的“3·15”，为拍摄到家乐福超市违法违规经营的内幕，我的同事只身一人在超市里砍了六个月的牛棒骨。为了取证，他们有的半夜爬过墙头;有的被非法拘押;有的被黑道追杀，就连一米八几的大个，在侥幸逃过一劫后，都哭得泣不成声。而在这个揭秘真相的征途上，我们唯一要做的还是坚持。
20xx年的“3·15晚会”拍摄期间，我的同事小王，在老婆怀孕的情况下到一家公司作卧底，调查某公司大量销售过期烘焙食品原料的事情。一进公司，他就卸货、装货，几十斤的大包，一扛就是上百袋。接下来，他又刷洗一人多高，三人多粗的大塑料筒!他干了两天不到，就满手起水泡。水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最后两只手都布满了老茧。为了拍到真相，小王咬紧牙坚持。终于，一个月后，他被安排接管一个仓库，这里，储藏着过期食品原料。可就在他接近真相的时候，公司一名员工发现了他。为了稳住这名员工，追查更多证据，小王把他拉出工厂，开诚布公地谈了五个小时，他终于答应暂时保密。就这样小王坚持了下来，拍到了大量过期食品原料以及公司修改日期的方法，以及一幕幕让人震撼的场景。
我们“3·15”团队从20xx年开始，已经制作了一千多期调查类节目，曝光了数百家违法、违规企业以及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遭受过无端的诬陷，生命受到过威胁，更有胆大妄为者叫嚣着要买记者的人头。面对危险、辛苦，我们也曾灰心、难过、害怕过，但最终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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